1937年日本发动9-18事变后，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，国民党军在经历淞沪会战，徐州会战，南京保卫战，武汉保卫战后被迫将首都迁到了西南交通重镇-重庆，将其做为战时陪都，以便为长期抗战做准备。日军在1938年2月-1943年8月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的半的无差别轰炸。抗战时期，重庆整体的消防救护情况究竟如何呢？

熊熊的大火燃烧，街市变成一片火海，消防队员们英勇地投入到灭火的战斗中……这正是当时消防队员在轰炸过后，救火的真实写照。

抗战前，重庆就成立了常备消防和义勇消防两个组织，并在石灰市设立了消防联合委员会来联系它们。抗战开始后，因为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市区范围的拓展，消防队的数量也得到扩充，像段牌坊紫霄宫、观音岩，包括后来的沙坪坝和海棠溪，都增设了消防队。

五三”、“五四”轰炸之后，因为当时市民防空常识不够、消防设施不足，损失极为惨重。此后，重庆市政府再次对消防队进行了充实。到1940年9月，全市的常备消防队员共有330人，民间消防队队员1180人，另有力夫1652人，除此之外，重庆防空司令部还颁布了《消防人员守则》、《市民扑灭燃烧弹方法》等规章制度，规范救火工作。

当时的档案记载，凡遇火警发生，先鸣急钟30分钟……各队于听闻警钟或接电话后，于3分钟内准备就绪，立即出发赶赴火场施救

水和河沙是最基本的灭火物资

在纪录片《苦干》中的镜头显示，日军轰炸之后，消防队员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救火工作中：几个人站立于水龙（一种人工手摇式简易机械灭火器）两侧，急促而有节奏地上下按压水龙，蓄水池里的水在压力之下沿着管子向着着火的房屋喷射而出；另一群人则用水桶挑水，补给水源；还有一部分人正在用铲子铲沙灭火。

事实上，抗战时期重庆的消防器材十分匮乏。”当时重庆全市只有9部消防车、2艘消防船、2架升降梯。更多的消防器材是一些原始简单的工具，如斧头、锯子、竹梯、榔头等。但即使是这些简单的原始工具，也不能轻易得到、一次配齐，而是不断补充配备。“水和河沙是最基本的灭火物资，储备沙包、水，也就成了有关部门的重要工作。

为配合抗战需要，政府针对市民制定了储水储沙办法。办法显示：“本市大户自备麻布沙包须在20个以上，小户则须在5个以上……本市各铺户除饮水外，需另置水桶1个以上，各桶至少需储水量3担。”

档案显示，到1940年9月11日，堆积于重庆主城7区的河沙达62万多斤。全市在1940年9月共蓄水40万多担。

建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抚慰英烈

1940年8月19日、20日的两次轰炸，日军侧重市区，集中投弹，“而且所投的弹药一半以上均为燃烧弹，在地面引起火头繁多，加上当时又有暴风，火势迅速扩大，其惨烈状况远远超过1939年的‘五三’、‘五四’大轰炸。”

空袭火灾发生后，各级消防队员，即刻奔赴火场，不避艰险，倾力救火。两天之中，消防队员用于灭火的时间长达13个小时。

据统计，在1940年，全市因空袭起火的地方多达199处，每个消防队员用于灭火施救的时间平均为80.5小时。而在整个重庆大轰炸期间，有王海元、徐剑等74名消防队员牺牲在灭火现场，另有许多牺牲的义勇消防队员无法统计。

　为表彰烈士功绩，重庆各界于1947年共同发起，在中央公园（现人民公园）内修建“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”。 如今，这块纪念碑仍然保存完好，见证着当年为抢险救火付出生命代价的消防队员的英雄事迹。